1973年4月的一天，一辆“红旗牌”小轿车行驶在北京喧闹的大街上，车上是周恩来和。

  “这几年我时常想起你的一句话，今后也会时常记着这句话，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怎么？你忘了啊”周恩来提醒他，“在巴黎的时候，有一天，旅欧支部开完会，咱们几个留学生没钱吃晚饭，就躲在城南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旅馆的那间小阁楼摆山海经。”

  “当时，陈毅说他会看手相，还有祖传秘方，大家都挤上前，争着让他看手相。陈毅抓住你的手，看了半天，突然惊呼‘哎呦，好属相啊，命属龙，八月生，横纹深如壑，纵纹淡如水，相书曰：八月龙抬头，不是天子也是候。我这小老乡吉人天相，将来必成大业’!陈毅说完，大家不都起哄让你请客嘛。”

  笑着摇摇头，“陈老总一顿胡诌，搞得我好不尴尬，我这穷光蛋，浑身上下也没个铜板，哪有钱请客啊，最后还是你出去当了皮夹克，换回来几十个羊角面包，大家才免受饿肚皮之苦。”

  “你个子不大，肚皮不小，一口气吃了十二个羊角面包，陈毅在旁边开玩笑，说你‘有失风雅’。”

  “你本来就是最小的弟弟嘛，我记得你当时的名字叫邓希贤，是留法学生中年纪最小，个子最小的，只有17岁，我比你大6岁，陈毅比你大3岁，你虽然年纪小，却很会刻蜡板，一晚上能刻十几张，大家都叫你‘油印博士’，咱们办的那本叫《赤光》的小册子能够按时出版发行，都靠你这个‘油印博士’呢。”

  “我刻的第一篇文章是《与中国》，作者署名是‘伍豪’，后来才知道，‘伍豪’是你的化名。”

  “这50年我吃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最怀念的还是法国的羊角面包，不瞒你说，我在家做过几回，不行，味道差得远呢，等有机会，真想再到巴黎吃一顿羊角面包。”

  ，周恩来这样说，没想到的是，2年后，就有了去巴黎吃羊角面包的机会。

  1974年4月初，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抵达纽约之前，和会议结束返回中国之前，特意在必经之路的巴黎休息、参观了几天。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负责人曾涛将接到大使馆的时候，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兴味盎然的提出：想要吃法国的羊角面包。

  曾涛赶紧派人出去买，结果，四处询问却空手而归。这种羊角面包本身是法国最普通的食物，只不过法国人习惯拿它当早餐，而这时候，已经过了中午12点了，所以才买不到。

  最后还是设法去到制作面包的工厂才买了回来，拿着面包，吃得满面春风，他跟大家说，

  “你们不要看我吃的是普通面包，以前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穷的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当时能吃一个这样的面包，再配一杯咖啡，那就是改善生活了。”

  他还建议一同而来的同志们都尝尝这种羊角面包，不过，这羊角面包的好吃之处，大概是因为回忆和情感加成吧。

  第二天，曾涛陪着去到意大利广场，轻车熟路地来到戈德弗鲁瓦旅馆，这间房子很小，周恩来曾经居住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长期租用的房间，周总理每次来巴黎都会住在这里，附近有一个咖啡馆，是我们吃早餐的地方。”

  说着，就要带大家去那间咖啡馆看看，结果在附近转悠了半天，也没能找到那间咖啡馆。

  回到大使馆后，感慨万千，“大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这是他时隔50年重回法国，有变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虽说这次来法国，只是途经，但为了安全起见，曾涛还是把经过巴黎的时间告诉了法国外交部，因此，机场接送的时候，都有法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在场。

  去纽约的前一天，法国总理梅斯梅尔还主动约见了，也专程去到总理府，对梅斯梅尔进行了礼节性的拜会。

  8天后，在纽约参加完联合国大会后回到巴黎。刚刚结束的纽约之行非常辛苦，而且年纪也大了，大家就劝他在法国休息几天再回中国，欣然同意。

  这一次，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大使馆休息，有时去公园散散步，除了参观了一家葡萄酒厂和两个古堡外，哪也没去。

  离开前，曾涛特地给买了好多羊角面包，装进盒子里，让他带回国吃，高兴地收下，回国后，他把这些面包送给了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志们。

  1975年5月12日，距上一次只过去一年，再次来到法国，这一次，是以中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法国。

  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亲自到机场迎接，在随后的欢迎宴会上，法国总统德斯坦更是在欢迎辞中提到：“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引起您对法国的回忆。”

  期间，除了两次与德斯坦会谈，还参观了很多带着特殊回忆的地方，最让意外的是希拉克送的一件特殊礼物：

  后来法国还安排去到里昂访问，这也是他曾经生活斗争过的地方，当时，一群法国人高举一条红色条幅，法国警察看不懂上面写的字，双方便产生了些误会。

  在里昂没待太久，飞往普罗旺斯，正在普罗旺斯的希拉克再次邀请共进晚餐。晚宴的举办地是一个叫做博马尼埃尔的旅店，这是一座由古老的城堡改建的，城堡的主人叫做雷蒙·蒂利埃，他是当地特别有名的厨师，曾经接待过不少名人和首脑。

  到达的时候，蒂利埃就站在门口等候，他还亲手做了最擅长的汤和鸭子，招待贵宾。

  晚宴前，对希拉克说，“今晚是朋友聚会，我们该放松一点，能否达成一个协议，晚宴就不发表讲话了。”

  希拉克笑着同意，不过，在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希拉克还是站起身说，“虽然我们已达成了不发表讲话的‘君子协定’，但是为了表达此时高兴的心情，我还是要说上几句。”

  只好站起身致辞，他风趣的话语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晚宴后，希拉克乘坐晚11点的飞机飞回巴黎，则留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才返回巴黎。

  5月17日下午，正式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离开宾馆前，他跟宾馆服务员一一握手告别，还给每个人送了纪念品。

  住在宾馆的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和大家交流，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所有服务人员感动，有一回，他问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服务人员，家庭和生活怎么样，对方说生活还不错，就是通货膨胀严重，还跟他开玩笑，说“水涨船高”。

  舍不得的，除了有跟相处了几天的服务人员，还有希拉克，他亲自去到机场送行，随着飞机起飞，正式结束了为期5天的法国之行。

  “我们感谢法国，是她用自由浪漫的思想和当时苦难的现实，锻造出最早和最坚定的一批中国人。”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陈独秀、蔡元培、李石等人的大力宣传，这一个地区慢慢的变成了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

  而且去法国留学比去英美便宜的多，求学环境也相对宽松，这使得不少平民学生也去的起。

  当时，留法俭学会的门槛很低，只要14岁以上，愿意去就行，男女不限，学历不限。学期3年，每年学费500元左右，简单学习法语、科学、艺术后，留法俭学会便会免费代办护照，订购舱位赴法。

  法国方面也配合，这主要是源于他们想从中国获得可持续利益，因此，在1919年7月，法国政府赠送了500张优惠船票，用于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这段时间，先后共有20批约2000多名中国学生踏上了赴法留学的道路，其中，就包括、周恩来、陈毅、蔡和森、、李立三等一批人。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920年下半年，法国经济危机，各大工厂开始裁员，连当地的法国人都特别难找到工作，更何况是语言不通的中国学生们。

  赴法的这2000多名中国学生，只有500多人有书可读，其余的不是在做工，就是在“流浪”。

  这群还未真正经历过社会的学生们，在法国见识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工厂的平均工作时长基本在10小时之后，李立三所在的汽车厂更是一天工作13个小时，他的工作内容也不轻松，每天都要搬运沉重的铁块。

  周恩来坚持了3周就崩溃离职了，陈毅穷到去市场买肉，每次掏钱的时候都感觉心在流血。

  ，剩下的4年多都在做工，后来，他还跟人开玩笑，说自己个子这么小，就是因为十六七岁长身体的时候，在法国的工厂里搬铁块、吃面包、喝凉水导致的。

  这些情况，是所有赴法留学的学生们始料未及的，他们都是抱着学习、救国的心态来到法国的，没想到不仅没学上东西，日子还过得这么苦。

  在学校的5个月，基本啥都没学，因为才去到法国“巴约中学”的时候，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先补习法语，等到充分掌握法语知识，才能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因此，

  周恩来还不如，他只学了两三个月，只不过他算是这群中国学生中相对富裕的，因此学了一年多的私人授课，加上他口才好、见识广、好交际，所以后来居上了。

  1921年3月13日，在巴约中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流浪到了华侨协社。

  随着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华侨协社挤满了慢慢的变多的勤工俭学生，房子里住不下，大家就住进地窖，地窖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上布棚，一个布棚里挤下40多人。

  然而，住还不是大家伙最发愁的，吃才是。当时，法华教育会给失业学生的生活费是每天5法郎，在物价飞涨的年代，5法郎什么都买不到，很多人吃的是白水煮马铃薯。

  因为没钱买煤油，连马铃薯都煮得半生不熟，时间一长，学生们开始闹胃病，又因为每天睡在草地和地板上，潮湿的环境导致很多人双腿肿胀，无法行走。

  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日子，4月，去到施奈德工厂工作，他的雇佣登记卡上注明日工资是6.6法郎，然而，工作强度却和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做的是杂工，工作内容是带上手套，将烧得火红的钢板拉到车间另一头，繁重的工作让天性乐观的变得暗淡，看不到希望的他冒着失业的风险重新再回到巴黎。

  他又去到哈金森橡胶厂，因为体力比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每月大概240法郎的工资。

  虽然条件也很艰苦，但是相较于在施奈德工厂，已经好了不少，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每餐至少能吃饱了，性格也恢复了，开朗随和，甚至还有些调皮。

  有一回休息，狠狠心，花5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足球赛门票，看完回去后，连续几天都陶醉于那场足球赛。

  在这个工厂，认识了周恩来、蔡和森等人，这才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了解。

  1922年底，进入中学学习，他想要捡起已经丢掉很久的文化课程，没上几天，便发现了自己断断续续学习的法语，实在跟不上学校的课程，便老老实实找工作挣钱了。

  后来，他去餐厅做过助手，还当清洁工捡过马粪，前前后后做了十来种没什么技术上的含金量的工作。

  1923年初，回到了哈金森橡胶厂，这次，他只待了很短的时间，3月份，他就被解雇了，解雇理由一栏写着：“本人拒绝工作”。

  没过多久，周恩来当选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书记，住进戈德弗鲁瓦旅馆，专职从事党团工作，当选团总支委员，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

  这时候，成了当时鼎鼎大名的“油印博士”，实际上，总是有好主意的也算半个编辑。

  与此同时，两个人为了生计，还伙同刘伯庄开了一家制作豆腐的小作坊，每天一大早，三个人就起来忙上忙下。

  大概是因为身边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即便又忙又累，也乐在其中，三个人一边摇豆腐，一边叫卖，生意意外的好。

  在一旁开华工文化班的蔡畅经常过来帮忙，因为卖豆腐是的主意，蔡畅还经常跟周恩来夸他，“小平跟你们在一块，你们的好主意更多了。”

  1924年，周恩来即将被奉调回国，他依依不舍地跟做交接工作，接过沉甸甸的稿件，大致浏览了一下，“除了你以外，恐怕没谁有这样的远见之明了。”

  周恩来谦虚地说，“你太过奖了，其实，你有很多好的想法可以写成文章，我在广州等着看你的大作。”

  说着，周恩来从包里拿出两样物品，一个是两人的合照，一个是他经常佩戴的白围巾。

  周恩来把围巾送给，并问他，“咱俩的合照呢？”从衣服口袋里拿出照片，又拿起笔，在照片上写下“1924年摄于巴黎”的小字。

  周恩来点点头，“我也一辈子都忘不了，年纪最小的，留长发的胖墩墩的小弟弟。”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